【小说】锈锁

 

每次给母亲打电话之前，芳都要酝酿一番。一方面是想想接下来该说什么，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平复情绪。要是情绪太差，就改天再打。可一个星期总归要通一次电话的。

母亲好像是一个情绪黑洞。当她向芳抱怨，甚至哭哭啼啼时，芳自然难免受波及。可是即使母亲情绪稳定，也总有办法用一两句话戳中芳，让她瞬间低落下去。

母亲近几年连绵不断的攻击手段，无非是敲打芳已经三十岁了，是个大龄剩女，问她到底什么时候结婚。芳死咬着不接这个话茬。耗了一段时间后，母亲开始迂回攻击，每次都提亲戚朋友家有某某男性，一表人才。

人选越来越离谱，上次她竟提到一个朋友在荷兰打工的远房亲戚。芳简直莫名其妙，说，可是我住在法国啊。难道离得很远吗，母亲问。芳哭笑不得。

芳同样要掂量哪些事可以告诉母亲。不能全是太琐碎的小事，弄得像跟火车上的陌生人谈话一样。可芳也不愿意说太具体的事。两人之间的隔膜已经太深了，距离拉得太远，让芳已经无法、也不愿意再暴露真实的内心。

艾丝黛尔总喜欢用这个理由劝她跟母亲出柜：你能接受母亲一辈子都不了解你吗？其实母亲不了解的，何止这一件事。芳经常觉得，她们母女根本是不相干的两个人，只是被血缘强迫绑在了一起。

有一次母亲跟她说，还记得芳十五岁那年参加了一次中学生英语演讲比赛。母亲虽然听不懂她讲的是什么，但是觉得很骄傲，说之前还一直以为她是个傻姑娘。虽然母亲说这段话是好意，但芳却只听到了“傻姑娘”三个字。原来我妈一直把我当个傻子。

芳年轻时确实傻里傻气的。个子高，身子又瘦，受学校苦读的折磨，戴着一副厚眼镜，又驼背，头发也总有些乱。她笨手笨脚，不会做家事，也不会打扮。在母亲眼里，芳就是一个失败者。母亲不止一次在芳面前唉声叹气，说你看邻居家的谁谁谁，多么水灵，多么懂事，再看看你。

但芳并不是个自卑的人。相反，她一直心高气傲，没太把周围人放在眼里。她死命地苦读，就盼着有一天能离开这个蹩脚的小城。离开故乡这么些年，她竟没生出过什么思乡的念头。日子久了，记忆里故乡的轮廓渐渐糊了，几乎跟别的城市混成了一团。提起来，脑子里浮出的，无非是灰蒙蒙的天空下，一片片脏兮兮的老旧住宅楼。

虽说考试总是名列前茅，她却并没因此多受重视。有个她曾经挺喜欢的小学老师，有回对她说：也许，你将来最多也就是当个白领？芳听了，心一下就凉了。她眼下的确只是个普通的办公室职员，那位老师算是一语成谶。可小小年纪就被大人划定了人生的上限，终归是受打击的。要是当初芳也能跟别的男同学一样，被鼓励去当科学家、医生、律师，她的人生会不会是另一番光景？

当年在学校，芳已经拼到了头，她没法想象自己再努力还能是个什么样，会不会直接疯掉。直到现在，她还常常做关于考试的噩梦。梦见的倒从来不是考场，而是考试的前一天。明儿就要考了，书却还没看，欠下了一大堆复习的烂债。梦里她急躁地翻着数学书，却发现那些公式一点儿也看不懂了。其实芳学生时代的数学成绩并不差，但她心里有数，自己不是个聪明的学生，不过是死记硬背，靠笨功夫硬顶着。她有时寻思，要是重新坐回高考考场，语文英语大概还能糊弄个高分，数学是笃定要挂科的。

到底还要过多少年，这考试的噩梦才能消停？虽说已经好些年没考过试了，可“考试”早就成了一个焦虑的符咒，死死烙在她的脑子里。这早就不单单是一张考卷了，而是被人打分，被一套死板的标准翻来覆去地称量。她总怕被人看穿了底细，怕别人知道她其实没那么优秀，不过是端着个空花架子。她也没那么天真，心里明白，世人或多或少也都在苦撑着各自的花架子罢了。可潜意识里那点焦虑却如影随形，总趁她不留神的时候往外冒。

有时她想回到过去，对着那个缩在教室角落里闷头做题的自己说一句：放心吧，总能熬过去的。上高中那会儿，她每天只睡五六个钟头，活像一具行尸走肉。从早晨七点到晚上十一点，除了上课就是做题、考试。起初还是月考，等到了高三，已经变成了周考，晚自习九点到十一点，刚好够熬完一门。无论考得好坏，考完总有一种九死一生的脱力感。度过这么糟践人的青春期，她没落下更严重的心理毛病，已经是万幸了。

每个人的忍耐度是不一样的。刚来法国那阵，芳跟一个中国女同学走得挺近，周末时常两人各凑一道菜，搭伙吃顿饭。这位姓范的同学是无锡人，说起话来软糯细碎，炒的菜也总嫌太甜。她常跟芳倒苦水，说家里有个弟弟，父母偏心，净拿她当透明人；可临了话锋猛地一转，叹息说人的命就是这样，反倒宣扬起逆来顺受来。也不知她是真看开了，还是拿这话在给自己宽心。

芳的麻烦就在于太敏感，没法骗自己。在学校里最熬人的，就是打心底里明白，成天死磕的这堆习题压根没半点意义，不过是应付考试的敲门砖，活脱脱就像劳改犯被押着服苦役。

她更受不了那些老师居高临下的霸道。高一时的班主任姓高，教英语，因为芳英语拔尖，很讨这位高老师的欢心，上课总爱点她答题。可芳对她却有一种生理上的抵触，一见她心里就堵得慌。有一种人，手头只要沾了丁点儿权，就要作威作福，高老师就是这样的人。明明只是个穷乡僻壤的高中教员，倒硬要端出一副慈禧太后的架势，开口总带着股阴阳怪气的调子。她最爱把学生叫进办公室罚站。人立在旁边，她连眼皮都不抬一下，全当是个死木摆设。就顾自慢条斯理地嚼零食，饼干、酸奶什么的，好不容易等她吃完了，才撇过脸问，知道错了没，错在哪儿了。

芳很早就吃过她的下马威。刚入学军训那阵，有天晚上训练散了，大伙儿累得散了架，芳只觉得双脚火烧火燎地疼，偏还得盘腿坐在地上拉军歌。在本身就很荒谬的军训中，拉军歌也算是最荒谬的环节了。所谓拉军歌就是学生按照班级分成几个队伍，互相朝着对方大吼大叫，让对面的班级唱军歌，末了再轮流干巴巴地唱上一遍。当时有几个学生举手要去厕所，芳也跟着举了手。也不知高老师是不是装没看见，芳刚走到半道，就被她一声喊了回来。她沉着脸，说未经允许不准擅离，让她退回原处坐好。硬生生又晾了她半个钟头，等旁人都解完手回来了，这才点头放行。

换作别人，或许觉得无所谓。可芳觉得这是莫大的羞辱。已经是十六岁的人了，参加这样无意义的活动，连上厕所都要被管制。如果芳麻木一点，可能会更幸福吧，可她也就不是自己了。

后来这位高老师，在高二眼看收尾的节骨眼上，一声不响跳槽去了外地。临走连半句道别的话都没撇下，也全不顾忌会不会耽误学生的高考。过了半年，她回来探亲，班里几个人张罗着要去看她，还盘算着凑份子买礼物，问芳去不去。芳当下只淡淡回绝了，心里头却早把难听的话过了好几遍。

高三最后那一百天，她每天都像即将上法场的死刑犯一样，陷入深深的恐惧。可是有时她又觉得早死早超生，只要能离开这个环境，怎样都好，考不上好大学也认了，她绝对不会复读。班里有几个复读生，其实去年考的不错，已经足够上一个不错的大学，可是非得要再拼一年，一定要考上顶尖高校。她们学校每年的状元都是复读生，拿多熬一年的苦去换个好名次，真成了一种瘆人的病态。芳感到纳闷，难道全国第三十名的大学与全国前十名的大学差距如此之大，以至于心甘情愿多在这所监狱里住一年吗？她甚至杞人忧天地怕过：要是所有人都铁了心要复读呢？到那时候，岂不是全盘人都要白白多遭一年的罪。

没错，对芳来说学校就是监狱。在学校里不仅仅要面对考试的压力，还要放弃一切自由，吃饭和上厕所都有固定的时间。任何娱乐活动都不被允许，如果偷看杂志或是听MP3被老师发现了，不仅要没收物品还要被额外惩罚。那时班里干巴巴地时兴起一种报菜名的游戏：随口圈个题目，好比说全国的地名，大伙儿轮流报，谁卡壳了谁输。监狱里的无聊恐怕也就不过如此吧？

上学就是为了高考，高考就是为了换一个好学历，好学历是为了找工作赚钱，说到底，就是为了将来的利益剥削现在的自己。芳其实是个务实的人，没那么愤世嫉俗。世界就是这样，游戏就是这么玩的，自己年纪小，无钱无权无势，只能服从。但她不会原谅。绝不。

芳从前非常喜欢漫画。她在晚自习时最爱的娱乐，就是在草纸上写下一排排漫画的名字。有些漫画她已经读过了，更多的只是知道个名字，外加动漫杂志上的一张插图。她每周只有周末下午半天假，老师还会留作业。就算这样，那也是珍贵的喘息机会了，她可以上会儿网，看一看动漫杂志。那时小城市的娱乐很匮乏，很难买到漫画书，只能偶尔在旧书摊淘到一两本，剧情都连不上。她幻想着那些漫画故事有多好看，将来看全一整套会有多幸福。

有时她写漫画名字写了满满一页，停下来飞快地瞥一眼窗外（长时间盯着外面会被老师发现）。晚上十点多，学校门前的路灯还是很亮，有时能看到行人走过。她多希望自己能和那个行人交换位置。她不在乎这么晚还走在路上的人是不是有自己的烦心事，反正总比自己的情形要好。

还有挥之不去的孤独感。芳总是孤军奋战。有一次傍晚吃完饭，走在路上脑子就晕乎乎的，到家时明显发烧了。她吞了一片扑热息痛，在床上躺了十分钟，想着该回学校上晚自习了，可怎么都爬不起来。她最后放弃了挣扎，想着算了，不去了。她只想睡一觉。这是她高中三年里罕有的一回任性放纵。

后来母亲下班回家，没有关心芳的身体，反倒抱怨芳没跟高老师请假，说高老师给她打了电话很着急。芳当时心里的反应是：我难受得好像快死了，你还跟我说这些。

芳经常思考一个问题：什么算心理创伤，什么算无病呻吟？她会反思自己是不是太敏感了。她毕竟没挨过饿，没受过冻，没欠过学费，没受过暴力。跟真正经历过苦日子的人相比，她是不是太矫情了？毕竟，母爱到底要到什么程度，哪些关怀是子女应得的，又有谁能说清楚呢？

她一直觉得母亲像是一个尽责的保姆，做饭、洗衣服、打扫房间，每天忙个不停。除此以外好像就没有了。芳努力在脑海中寻找一个母女温暖的瞬间，可是完全找不到。真的没有。

都说独生子女被宠爱，是小王子、小公主，芳从来没把自己当过公主。她知道自己不是。她有时也纳闷，为什么一个独生女，活出了被领养的感觉。母亲从来不知道、也不关心芳喜欢什么，在学校里过得好不好。

跟许多沉静早熟的孩子一样，芳喜欢读书，那是她宝贵的自留地。芳小时候家里经常搬家。不管怎么千叮咛万嘱咐，母亲总会给她弄丢弄坏几本。她鼓起勇气跟母亲理论，母亲倒还要笑话她是个书呆子。

最可怕的一次，是母亲翻了她的日记，然后在亲戚面前念她日记里的话：“你总说我呆，其实我不呆……”一边念一边笑。芳的脸涨红了，耳朵轰隆隆地响。

芳自觉性格有些冷漠，又不漂亮，在学校里很不起眼，没有什么朋友。芳唯一一次带同学回家玩，母亲在同学走后大发雷霆，告诉她家里不是游乐场。

母亲好像见不得芳开心。大一暑假时，有一次芳在家里用笔记本电脑和父亲一起看香港喜剧片，两人被搞笑桥段逗得哈哈大笑。母亲当时在做菜，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那眼神芳直到现在都忘不了。

后来她试图跟母亲和解时，说起过这件事，母亲理直气壮地说：“我干活那么累，看见你们哈哈笑就气不打一处来！”这么说来，只有母亲开心的时候才允许别人开心，而她又以不开心的时候居多，在她身边真是伴君如伴虎了。芳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有高兴的事也自己藏着。

母亲生活里的规矩也特别多，被子怎么叠，鞋子怎么放，芳怎么做都不对。直到现在，她还爱挑剔芳不会打扮，嫌芳买的衣服难看，尽管她自己的样子也不过是个最普通的家庭妇女。

从大二起，芳暑假就不回家了。一个半月漫长的假，芳也没闲钱出去玩，就一个人闷在燥热的学生宿舍里看书、上网。后来出了国，总共也才回家两次。身边总有人问她假期怎么不回，她都找些借口搪塞过去。真正的理由，自然就是不想。谁会没事自己找罪受呢。

芳也曾跟母亲大吵过几次，每次都是完败。她不得不佩服母亲的那份气定神闲，她永远死咬着自己的一套逻辑，永远觉得芳是在无理取闹。芳记得有一天晚上，不知为着什么跟母亲吵了一架，赌气躲进了走廊。她不知道自己在暗处站了多久，一直冻得受不了直打冷战，才灰溜溜地回了屋。一进门，就看见母亲正一边盯着电视，一边嗑着瓜子，像没事人一样。

往回看，芳脑子里尽是关于母亲的痛苦回忆。反倒是和父亲在一起时，经常是开心的。当然，芳现在对这种“开心”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那就像是逢年过节才见上一面的长辈，对孩子总是好脾气的，不光有耐心哄着玩，还随手塞零花钱。想必谁都认识几个这样的叔叔吧。芳很小就摸清了门道，想要钱买小说，求母亲是自讨没趣，求父亲才有指望。

父亲的脑筋很传统：男主外，女主内。他的差事就是赚钱养家，每月把工资往母亲手里一交，此外一概不问。芳的印象里，父亲总在值夜班，见不着几次面。有了空闲，他也宁可出去跟朋友吃烧烤、喝啤酒，绝不肯留在家里，陪着一对苦瓜脸的母女。后来芳上了高中，父亲去了外地做生意，芳每年也就春节才能见他一面。

父母不聚拢在一起反倒更好，免得生事吵架。越是赶上刮风下雨、天寒地冻，憋在屋里心气不顺的时候，这两人越爱吵。家里太小，太窘迫，连个躲清静的地方都没有，芳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面目狰狞地互相咒骂。每次吵的都是那些千篇一律的旧账，甚至过了二十多年，还在为同样的东西拌嘴。芳这辈子最早的婚姻教育，就是从这儿学来的。不妨盘点一下，芳到底都学到了什么：

一、贫贱夫妻百事哀。吵架往往是从钱起头的。父亲会抱怨自己月月上交工资，连一点私房钱都不留，可最后钱都没了影，自己活像头蒙着眼拉磨的驴。母亲就骂他没本事，挣不来钱，那点工资根本不够花。后来她索性弄了个账本，连买块豆腐都一笔笔记下来，好堵得他无话可说。

二、最能刺痛男人的，就是他的自尊心。母亲接着便骂父亲是个窝囊废，不像个男人，在婆婆和姑子面前护不住她。随后就是一长串的翻旧账：某年某月婆婆说了什么难听的话，姑姑又怎么冒犯了她。芳很喜欢读张爱玲，却很讨厌《金锁记》里那种写婆媳关系的故事，看着就觉得恐怖。芳心想，亲妈都已经这样了，将来还要再讨个婆婆，吓！母亲接下来就会夸别的男人，比如她的姐夫，这话一出，战火立马就得升级。

三、男人诋毁女人最惯用的招数，就是质疑她的贞操。父亲会骂出极难听的话，什么“小姨子是姐夫的半个屁股”，暗指母亲和她姐夫不清不白，还骂她过门时早不是处女了。吵到这个份儿上，往后基本就是单纯的互泼脏水了，脏话直叫人大开眼界，汉语果真博大精深。比如芳一直记着母亲爱骂一句“瘟死你”，活像四川人的骂人话“瘟丧”，真不知她一个东北女人是怎么学来的。

四、原来“气饱了”是真真切切的生理反应。有一回晚上，家里难得炖了锅排骨，本来吃得挺高兴，不知怎么父母突然就吵了起来，越骂越凶，大半锅排骨硬是瘫在那儿没人动。在一旁闷声听着的芳，后来也彻底倒了胃口。再后来母亲摔门跑了出去，芳大半夜还得出去找人。

只有父母都不在时，芳才最自在，独享无人打扰的清净。那时电视上总爱播《情深深雨濛濛》，芳就守着家里那台老电视，看依萍成天跟家人斗来斗去。盯着依萍咬牙切齿不服输的样儿，芳觉得总有一天自己也要复仇，吃的每一点苦都要加倍奉还，但是又不知道找谁报仇。到了三十岁的年纪，芳对父母早没有一点儿仇恨了，谁会真恨生身父母呢？她只是感到冷，感到不耐烦。有些东西是没法找补的，小时候没生出感情，长大了也建不起来。芳对父亲早断了念想，尤其在他喝酒喝出心脏病之后，现在彼此话都说不上几句。芳也不止一次想跟母亲打开心结，想跟她解释自己当初的那些不快乐，但这只是自找麻烦。母亲会说过去的事为什么要重提，话说深了她还要发火，还要掉眼泪。芳终于死了心。想要听到父母的一句道歉，那是痴心妄想，是天方夜谭，是海市蜃楼，是词典里无数个乱七八糟的词，但永远不会成为现实。

芳觉得父母的内心都是一片荒芜，想重建都不知从哪儿下手。他们都生在六十年代，从小没受过什么正经教育，甚至管老师叫“臭老九”，以骂老师为荣。父亲说他小时候最想当红卫兵，保卫毛主席，毛主席去世的时候他哭得跟泪人一样。母亲则抱怨她姐没个当姐姐的样，早早嫁了人，留下她在家伺候中风瘫痪的外婆。他们回想过去，永远是苦，苦，苦。

这两人似乎永远也逃不出来了，人虽说活在今天，脑筋却死死卡在了过去。父亲特别爱对人指手画脚，比如他咬定不要孩子的丁克夫妻就是有病，绝对是生不出来。无论国家大事还是社会民情，他总觉得只要脑子一转就能下个定论，当个小市民真是屈了他的才。

芳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逃亡的过程，越走越远，越远越好。她先考上了上海的大学，毕业后又留了学，去了法国。

不知为什么，在上海那几年的记忆总是模模糊糊的，远没有年少时的回忆来得那样强烈。刚到上海那会儿，芳的感受是苦尽甘来。前头那些年的苦读总算没白费，数年的自由卖了个好价钱，她进了一所名校。大概是刑满出狱的快感太猛烈，本来该刺痛她的事，反倒没给她留下太深的伤口。

比如芳立刻就发觉人生是不公平的，她努力奋斗抵达的终点，也许不过是人家的起点。同班的上海本地同学常爱自我消遣，说是因为没考上复旦才屈尊来了这儿。原来上海的高中生不到下午五点就放学了，压根不用像芳那样，被考试熬到半夜。

最叫人觉得虚无的是，芳在成绩上也并没比上海同学强到哪儿去。高中死命刷的那些题海，对大学的专业毫无用处，反倒早早耗干了她的念书心气，让她踏踏实实地当起了一个平庸的学生。随后芳发觉，金钱上的落差更是血淋淋的。一个外地学生，就算毕业后在上海干上十年，也顶不上上海同学家里的半套房子。

好在芳不是个嫉妒心强、爱“上进”的人。别人好歹，与她何干？每当听见宿舍里的上海同学，用剁葱花般飞快的语速叽叽喳喳说着听不懂的上海话，她心里清楚得很，自己到底不过是个外人。

芳在大学里的头两年是相当迷茫的，不知道该干什么。在之前的高压监狱里，她的目标如此清晰，视野如此狭窄，只要盯着高考就行了。现在她已经完成了任务，然后呢？她对考试早落下了应激障碍，只想用最小的力气应付过去，能混个及格就行。

唯有几门选修课，像什么女性电影、西方文学，她报名时还揣着点期待。可听了几节她就发觉，一门课名字好听，不代表内容就有趣。这些老师心里也有数，自己教的是水课，无非走个过场，甚至干脆支使手底下的研究生来代课，自己一学期都露不上几次脸。她渐渐习惯了逃课，不点名的课自然是不去的。逃课也不过是躲去图书馆看闲书罢了，看张爱玲、三毛、《傲慢与偏见》、《简·爱》、《情人》之类的。当她沉进书里的情节，那就是她最单纯、没半点杂质的快乐时光。她发现，无论什么地点、什么时代，年轻女人总是最多愁善感的，而中年妇女是做不了小说主角的。也不知道是不是女人一老，就认命了。

班里同学组织出去玩，去苏州，去杭州，她回回都找借口不去，后来人家也就不叫她了。唯一一回，是跟着辅导员和几个同学去了趟东方明珠塔，芳还暗自庆幸自己总算合了一回群。事后跟旁人随口提起，她才知道，那是专门给贫困生组织的慈善活动。如今芳到了法国，常常懊悔自己当初没在国内多走走，哪儿都没去过。可她也不得不体谅自己年轻时的那点难处。

打青春期起，芳就知道自己喜欢女人。她一直觉得纳闷，那些直到中年才看清自己性取向的人，究竟为什么要摸索那么久？中学时代严打“早恋”，但凡有点亲密的苗头，都要被老师掐死。芳死守着同性恋这个秘密，越发不敢越雷池一步，只在心里偷偷喜欢过几个同学。纯真一旦丢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三十岁的芳真的很难勾勒出十三岁时的感受，只剩下些模模糊糊的影子。她喜欢的女生，从来都不是最拔尖、最漂亮的。哪怕只是暗恋，她似乎也承受不住那份耀眼。她偏爱那种长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脾气温和又好相处的女孩。反过来说，她受不了太强势、太骄傲、太聪明、或是太多愁善感的麻烦女孩。末了她发觉，自己恰好就属于自己最受不了的那一类。

刚上大学那两年，兴许是太闲了，芳经历了一场最大规模的单恋。她喜欢上了隔壁宿舍的一个湖北姑娘，人很苗条，爱笑，透着股天真的、讨人喜欢的傻气。她俩有一阵子简直形影不离。芳贪图着这份陪伴，同时又觉得自己是个包藏祸心的坏人。她不知道怎么开口，更怕开了口之后的下场。这种别扭生生造出了一层隔膜，越撑越大，两人的关系最终也就无疾而终了。

她不想一辈子躲躲藏藏，她想逃离这个环境，想要无拘无束地生活，而出国似乎就是答案。她选法国的理由很简单：便宜。法国的公立学校免费，留学生和本国人一样享受慷慨的住房补贴和学生食堂补贴。她只需要一张机票钱和几个月的生活费，并非遥不可及。

大学的后两年，她又忙碌起来了。学法语，考语言证书，申请学校，办签证，还有当家教赚钱。她白天斗志满满，晚上又觉得自己根本出不了国。她开始频繁失眠，很容易莫名其妙掉眼泪，尤其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好在那些日子都过去了。

还记得在巴黎看国庆烟花时，坐在旁边的法国大妈一脸陶醉地跟她说，巴黎是全世界最美的城市。芳想反驳她，后来还是作罢。巴黎的美是属于游客的。芳生活的巴黎不只有卢浮宫和埃菲尔铁塔，还有满地烟头，鸽子屎，小偷，流浪汉，拥挤的地铁，打黑工的华人超市和餐馆，九平米的公寓房间。

比起脏和累，更能刺痛她的是尊严上的侮辱。她永远记得早上五点去警察局排队办居留卡，长长的队伍环绕着警察局，队伍中有各种肤色的面孔。大家像难民一样在寒风中缩成一团，紧紧抱着胸前的文件袋。冬天的雨比雪更有渗透力，更让人心烦。等进了警察局，还要面对比风雨更冷漠的办事员。玻璃后面的办事员透过老化劣质的麦克风跟芳说话，声音常常带着电流的杂音和极度的不耐烦。不管芳怎么细心准备，总是会缺那么一份官方网站上从来没提过的文件，只好下次重来。

有一年过春节，芳在母亲的要求下给大姨打电话拜年。大姨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劝她回国，说她在法国潇洒了，不知道父母的苦。芳真想问她：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潇洒了？大姨很爱哭，习惯了把眼泪当成武器，眼泪说来就来，说收就收，不当演员可惜了。小时候父亲经常值夜班，白天在家里睡觉。赶上周末没处去，芳就只好去大姨家。偶尔在大姨家吃了午饭，大姨必然会叮嘱一句：等你长大了，千万别忘了你吃过大姨家的饭。这话芳听多了几次，再去大姨家时，就自己带上一包方便面。不知道是不是还要记得，煮面时用过大姨家的煤气呢？

不管生活中有哪些不愉快，这都是她自己选的，没有人强迫她来法国，难受也要忍着。至少她真的自由了。

她短暂交往过一个台湾女孩，两人的性格和经历太像了，虽然一下子就交了心，但也好像把所有的情感包袱翻了一倍，压得人喘不过气。之后芳下了决心，要找个没受过伤的人，她自己的伤疤已经够多了。她后来交往的都是法国人，总觉得法国人更简单、乐天、没心没肺，没亚洲人那么多细腻的小情绪。她现在当然知道那只是错觉，就好像中国人总觉得外国人不讲究人情世故一样。那只是你没混进人家的圈子，不懂得人家的社交代码。

女同性恋本就是个小众群体，中国人就更小众。芳的感情生活并不顺利，多数时间都是单身。她讨厌在交友软件上把自己当成商品来营销，讨厌亚洲人的身份成了一种性癖好的标签。每次新交一个女友，都要经历无比漫长的筛选和磨合。她曾经幻想中的情感自由，最终也不过是不咸不淡的平凡生活。

也有寂寞到无法忍受的时候，好像空气都是有毒的，憋得芳喘不过气来。她在狭小的公寓里坐立不安，最后在楼下绕了一圈，才算是吸了一点人气，能继续活下去。越是赶上圣诞节这样四处张灯结彩的热闹日子，她越意识到自己的孤单。

她和艾丝黛尔在一起时总是患得患失。两人在一起久了，最初的激情褪去了，感情变成一种停留在舒适区的旧习惯。芳总想索要爱的证明，总觉得艾丝黛尔付出的感情不够。她更害怕的是自己内心的干涸，不敢深究自己一直停留在这份感情里的动力，到底是爱，还是害怕寂寞。她有时还会嫉妒艾丝黛尔的天真。艾丝黛尔给她讲过自己的出柜故事，那是一场好似电影结局一样的大团圆，最后充满了眼泪和拥抱。艾丝黛尔总把芳的母亲往好处想，认为芳的顾虑是没有必要的，总是鼓励她向父母出柜。

除了在公司里刻意避免透露私生活，芳并没有在日常中掩盖自己的同性恋身份，身边的朋友、艾丝黛尔的家人都接受了这一事实。芳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藏在柜子里的人，或者说，只有一只脚在柜子里。但她却无法向父母坦白。过去的负担已经太重了，她不知道再添上这个新的冲突会变成什么样子。出柜不是一个动作，不是一句话就能了结的。她知道接下来还要面对不知道多少年的争吵、埋怨和哭诉。她现在的生活很平静，为什么要给自己找麻烦？她离开中国好多年了，不想再陷回去。她也知道这只是逃避，她不能一辈子装成不结婚的老处女。可是拖延的诱惑太大了，她一拖再拖，好像问题已经不存在了。

最后，又是一个平凡的周末。算好了时差，芳给母亲打了电话。电话那头，母亲的嘱咐从来都是那老三样：交代她好好吃饭，别总叫外卖；让她多买几件颜色鲜艳的衣服，别总是灰头土脸的；末了，自然还是要催她，尽快找个好男人，把终身大事办了。芳用一种平稳客气、毫无起伏的声音，把这些话统统应承下来。走完了这套干巴巴的过场，芳像完成某种仪式一般，祝父母身体健康，心情愉快。电话挂断了。什么都没有发生。生活还是照着老样子，一天一天地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