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是帕穆克在哈佛大学六场演说的结集。我一直很爱读小说家谈小说的书，比如E·M·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伍尔夫的《普通读者》、昆德拉的《被背叛的遗嘱》等等。正如此书后记里引用尼采的那句话：「在谈论艺术之前，我们必须尝试创造一件艺术品。」毕竟只评论却不创作总有些纸上谈兵的意思。小说家从实际经验出发谈论小说的艺术，更加脚踏实地。
帕穆克将小说家分为两类：天真的和感伤的。这个说法源自席勒的论文《论天真的诗和感伤的诗》，乍听起来有些奇怪。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天真的」作家就像孩童画画一样，自然率性地创作；「感伤的」作家则是反思性的，自觉地关注小说写作的方法和读者阅读时的意识活动。
哪些作家是天真的，哪些是感伤的？按席勒的说法，歌德是天真的，而席勒自己是感伤的。帕穆克将上一代土耳其小说家以及「全世界所有把19世纪巴尔扎克式小说当做理所当然的作品、不加质疑地接受的那些作家」归为天真的。他没有明确说「某某作家是感伤的」，按照他的定义和阐释，福克纳、伍尔夫、纳博科夫这样的现代作家应该算作感伤的。他在后记中提到，不断有人问他自己是天真的还是感伤的小说家。他没有正面回答，只说小说家的理想状态是：同时既是天真的，也是感伤的。
我读到了天真的和感伤的两种分类，第一反应是：这世上真的有天真的（并且成功的——烂书当然怎么写都行）作家吗？文学创作是辛苦的脑力活动，我不相信有哪个作家完全不反思写作技巧、写作的意义还有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歌德创作《浮士德》，从开始动笔到最终完成用了五十八年，《浮士德》是文学史上规模最宏大、内涵最丰富作品之一。书中提到天真的诗「不是诗人思考出来的，不是诗人处心积虑创作的成果，不需要表现于某种既定的格律之中，也无需不断的修改和自我批判」。在五十八年的时间里，歌德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处心积虑、修改和自我批判，即使最天真的人，恐怕也不会相信歌德的创作过程是「天真的」。巴尔扎克喜欢修改是出了名的，一部小说改个十几次是家常便饭，难道他真的「写起小说来如此轻松，从不担心风格与技巧的各种问题」？还有《一千零一夜》这样的民间故事，按帕穆克的说法应该再天真不过了。可是如果山鲁佐德不考虑叙事技巧、不琢磨读者的心态，怎么可能设下巧妙的悬念，每夜都停在最精彩的地方，幸存了一千零一个夜晚呢？
我觉得帕穆克对「天真的小说家」的态度，无论抨击还是羡慕，都是一种误解，体现了当代文学家惯有的一种精英式的文学观。我不认为传统小说（不仅是巴尔扎克式西方古典小说，还包括民间传说故事，中国的笔记小说、章回小说，当代的侦探、科幻、奇幻等通俗小说）与所谓的现代文学小说（以福克纳、伍尔夫、纳博科夫等人为代表，包括帕穆克在内）有本质上的区别。现代小说确实显得更精致些，这一方面是文学技巧发展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人类社会更富裕了，作家有了耐心打磨的余裕。同时现代文学也有内容狭隘的毛病，容易陷入自我沉溺，盯着自己的肚脐眼看。认为过去的人比较天真，这是种典型的错觉。小说就是散文体的虚构故事。如果一定要把小说分成两类，我会说是「好小说」和「坏小说」。
我想指出，尽管帕穆克的小说都以土耳其为背景，很有地方特色，他的文学观是非常西化的。他在此书最后一章列举的书单，几乎可以视为当代的「西方正典」：福克纳的《野棕榈》、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微暗的火》、胡利奥·科塔萨尔的《跳房子》、吉列尔莫·卡夫雷拉·因方特的《三只忧伤的老虎》、奈保尔的《自由国度》、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与《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略萨的《胡利娅姨妈与作家》、乔治·佩雷克《生活使用说明》、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还有朱利安·巴恩斯的《10½章世界史》。书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句子：「非西方的小说家希望效仿小说在伦敦或巴黎等地达到的高度审美水平，并且他们也经常尝试挑战在本国广泛接受的小说虚构样式（他们也许要说，『欧洲作家已经不再这么写了』）。」「欧洲以外的小说家们透过舶来的新玩具，即所谓『小说』的各种技巧，看见了自己国家的人民和故事，觉得有责任在他们自己的文化中创造一个伊凡·卡拉马佐夫或一个堂吉诃德。」「这些在西方的文化中心创造的文学形象好似原初铸件—就像杜尚式的现成艺术品—被转运到非西方国家，小说艺术在那里方兴未艾。这一切让这些本土作家感到自豪和满意。他们认为本民族人民的性格与西方人的性格一样深沉和复杂。」至少在中国和日本，在接触到西方小说之前，我们早就有了四大名著和《源氏物语》，有自己独特的美学追求。我认为文学是多样的，这正是文学最大的魅力之一，而此书中的观点太绝对了。
帕慕克说：「以下是我最坚定的观点之一：小说本质上是图画性的（visual）文学虚构。」「当我逐词逐句（除了对话场景之外）写作小说时，第一个步骤总是在我的意识中形成一幅图画、一个意象……对我来说，写作就是具象化那个特殊场景、那幅图画的过程。」他接下来又说：「如果说绘画呈现给我们一个凝固时刻，小说则呈现给我们成千上万个、一一前后相续的凝固时刻。」这些断言让我十分诧异，帕慕克真的是在谈小说，而不是电影吗？这些话难道不是塔可夫斯基「雕刻时光」理论的翻版？小说当然可以描写视觉化的场景，但电影在视觉上无疑更直接、更有优势。帕慕克说小说的视觉意象是主观的，是从角色视角出发的；而电影场景同样可以做到这一点，塔可夫斯基的电影就是典例。我以为小说的优势恰恰是抽象的、无法视觉化的部分，比如对人物心理的详尽分析，这是电影无法做到的。
帕慕克鲜明地反对《小说面面观》中将人物视为小说的中心。他说：「人们实际上并不具备那么鲜明的性格，就像小说中描绘的那样，特别是我们在19世纪与20世纪小说中看到的那样。」「性格创造应该是小说家的首要目标，这样的说法不符合我们所知道的人类日常生活。」这批评是正确的，也是天真的。小说人物是作家的创造，世界上并不存在武松、贾宝玉、包法利夫人这样性格鲜明的人物，现实中人的性格更平庸、更模糊、更复杂。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说家错了，小说并不需要追求一比一地还原现实，适当修饰加工是作者的权利。我们知道包法利夫人不是真实人物，却又觉得包法利夫人具有真实感，这正是小说的艺术。我在年初读了帕慕克的《我脑袋里的怪东西》，读完了全书五百多页，却说不出来主人公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如果说这是帕慕克刻意追求的效果，请问这与缺少角色塑造、人物扁平有什么区别呢？
帕慕克认为小说最重要的不是人物，而是「中心」：「即使一部小说像风景画那样，一个接一个描绘了许多树木的叶片，而不叙述任何一个事件，我们也会思考叙述者以这样的方式在试图表达什么意思，这些树叶最终会构成怎样的故事。我们的意识不断搜寻意图、观念、目的以及一个隐秘的中心。」「我们鼓动想像力，追寻书中到底说了什么，叙述者想要说什么，他意在表达什么，或者据猜测他正在说什么—— 换言之，就是追寻小说的中心。」「在精心构造的小说中，一切事物都相互关联，这整个的关系之网形成了小说的氛围并指向其隐秘的中心。」「小说区别于其他文学叙述类型的特点是有一个隐秘中心。或者，更准确地说，小说依赖于我们相信其中应该有一个我们要在阅读过程中不断追寻的中心。」
「中心」如此重要，那小说的中心到底是什么？他说：
「小说的中心是由什么构成的呢？我可以回答说，那就是构成小说的一切东西。」
「小说能够打动现代人，事实上能够打动一切人类，正因为它是立体的虚构。小说讲述个人的体验，也就是我们通过感官获得的知识，同时小说可以提供有关最深刻的事物的——换言之，就是有关那个中心的—— 一个知识片段、一个直觉、一条线索。托尔斯泰称其为生活的意义（或者无论我们称其为什么），那个我们乐观地相信其存在却又难以到达的地方。我们无须承受哲学的艰难或者宗教的社会压力，就可以获得有关世界和生活的最深刻、最宝贵的知识——而且是以我们自己的体验，使用我们自己的理智实现这一点的——这样的梦想是一种极为平等、极为民主的希望。」
「逐渐地，我开始看出小说中心呈现的根本知识—关于世界的状况，也有关生活的性质。这种知识不仅存在于小说的中心处，也存在于小说的每一个角落。这也许是因为一部优秀小说的每一个句子都会在我们心中激起一种深沉而又真切的感觉，使我们知道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意味着什么，同时我们也知道这种感觉本身的属性。我还了解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旅程，我们在城市、街道、房屋、寓所和大自然中度过的生活所包含的不是别的，而是对一种也许存在、也许不存在的隐秘意义的追寻。」
「小说的中心是一个关于生活的深沉观点或洞见，一个深藏不露的神秘节点，无论它是真实的还是想像的。」
「构成小说的一切东西」「生活的意义」「有关世界和生活的最深刻、最宝贵的知识」「关于生活的深沉观点或洞见」——这些说法宏大又空洞，好像说了很多，可又什么都没说。我认为如果一个人想要探索人生的意义，应该去钻研哲学和宗教，而不是看小说。我坚决反对把读小说当成一个解迷的过程，去猜测一个「隐藏的中心」。
首先，如果作家在创作时设计好了一个中心，比方说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这样的政治小说、萨特的《恶心》这种哲理小说，那么清晰地阐述这个中心就是作者的义务。如果读者读完了小说还是一头雾水，还要自己硬猜，那就意味着作者的失败。
第二，小说创作也可以完全由审美趣味出发，不存在什么中心，比如说纳博科夫的《洛丽塔》。硬要在《洛丽塔》里寻找什么生活的意义，无疑是滑稽的。
第三，小说家的人生观、世界观未必比读者高明，就算小说有一个明确的中心，读者也完全可以自由地解读，不必局限与作者的观点，所谓「作者已死」。
书中还有一些次要的观点。帕慕克将读者也分为天真的和感伤的，天真的读者把小说内容都当成真实的，以为小说的叙述者就是作者本人；感伤的读者把小说内容当成完全虚构，即使小说中包含了自传要素。他还认为阅读小说就是不断追问书中哪些内容是真实的，哪些是感伤的。我从没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他所说的天真的和感伤的读者，任何一个受过义务教育的成年人都能轻易明白小说是虚构的，同时也包含了真实的人生体验。我读小说时从不刻意追问哪些是虚构的，哪些是真实的，多数时候甚至不在意作者是谁。如钱钟书所说，喜欢一个鸡蛋没必要认识下蛋的母鸡。他还专辟一章将博物馆与小说联系起来，我觉得很生硬。恕我直言，这些内容都像是针对他的前一本书《纯真博物馆》的解说。在《纯真博物馆》里他恰好使用了一个混淆虚构与现实的叙述诡计，还以博物馆为核心内容。把针对一本书的观点说成是普遍的道理，我以为这并不恰当。
这本书比较主观随性，很多观点我都不赞同。比起对文学理论感兴趣的读者，这本书更适合喜欢帕慕克的读者，可以进一步理解他的创作观念。
（译文摘自彭发胜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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